上党梆子是大剧种，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，享有同蒲剧、晋剧同等历史的文化资格，是上党戏的代表剧种。它的历史深厚，文明进化充满了传奇色彩，封建士大夫和近代文人都曾给予过关注。民国时期在阎锡山手下做官的乡党，还曾风雅地把上党梆子（当时叫“大戏”，“上党梆子”是新中国成立后定的）改叫“宫调”。说“宫调”是附庸风雅，倒不是说它和“宫”没有一点牵扯。宫调是许多剧种的音乐调式，毋庸置论。唐明皇任“潞州别驾”时，上党歌舞兴极一时；而唐宋歌舞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极重要阶段，它对上党戏曲的发展有不可置疑的影响。现知最早的“参军戏”剧目《参军周延》产生于东晋时后赵石勒年间（公元319—333年）。石勒是武乡的羯族人，所建的后赵又是包括上党在内的黄河以北地区，此时出现“参军戏”，比唐还早300年。说明在东晋十六国时期，上党即有了参军戏。朱元璋封子“沈王”坐镇潞州，前后数代达237年之久。沈王府230多年演戏不绝，尤其是嘉靖、万历年间，昆曲人宫为“官戏”，弋阳腔北上与昆曲分庭抗礼。这种艺术纷争局面，在王府也有表现。它们的竞争，必然对上党梆子的形成给予影响。更有早于此的北宋时泽州人孔三传在汴京首创“诸宫调”（一种多宫调曲牌的说唱形式），名冠京华，其“弦索”演奏体制（这是与“乱弹”的重要区别之一）至今仍保留在上党梆子的器乐体制中。这些都与上党戏曲的兴起、流变有深刻的“血缘”关系。但不管称什么，上党梆子“民俗文化”的特征始终没有改掉。这表现在：民营的组织形式很古老且年代较长。著名的“鸣凤班”是成立于清朝乾隆五十年以前，是阳城与晋城白、史两家联姻的产物；著名的“十万班”（乐意班）是清同光年间壶关巨商王大旦组织的。上党梆子南、北派的代表班社都是非官方的民营文化组织。

　　上党梆子，在民国时期仍是“昆梆罗卷黄”5种声腔演唱的专门班社。“罗、卷”腔是上党民间演唱的腔调，且有专门班社。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成书的小说《歧路灯》，即有“山西泽州罗戏”的记载。还有民国初年北京戏剧界人士写的一本纪实性的小说——《梨园外史》，在正文后附的观剧生活素描中写到了当时上党梆子等“五腔同台”演出的情况：
　　　　这一遭儿，因有票号西商（当时对晋商统称——作者注）约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，所以……往广德接而来。西商订的是上场门楼座……下车进去，一同登楼坐定。只见台上是一伙小孩儿演唱《走马荐诸葛》……这一出演毕，换一出梆子《忠孝图》。墨香道：“奇了！向来北京二黄梆子是不混羼的，怎么一个戏班中竟会两样夹杂？”主人道：“这是想九宵依上海办法改的新章。我们山西人听徽班不解恨，又怕客人不喜欢梆子，才请到这里来。”

　　广义地说，“昆梆罗卷黄”在京剧、昆曲未成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垄断欣赏的艺术前，其本质都是反映民俗的文化艺术。

　　上党梆子的音乐绝大多数是从民间音乐（如八音会曲牌）直接吸收而来。在上党梆子原有的200余个曲牌中，绝大部分是民歌音乐、民间小调、乐户吹奏的曲牌。有些曲牌如《靠山吼》、《小开门》、《一串铃》、《葡萄架》、《四六》等，至今剧团和八音会同谱演奏，像《慢跺板》，在农村少数巫婆上香时仍哼的是这曲调。

　　上党梆子剧目丰富，前后累积达700本之多，光本剧种独有剧目就达130余个（1949年统计数）。而考察其独有的剧目，在明末剧种开始形成时，大部剧目都是反映民俗风情的，如《送寒衣》、《顶灯》、《卖荷包》、《窦老争亲》等。清代中期以后，反映历史战争的戏就占了绝大部分。如：“杨家将”、“岳家戏”、“三国戏”，但这并不说明上党梆子民俗文化的特征改变了。因为上党地处要冲，至1949年以前仍是“战争高发”地区。战争已成为寻常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唱唱这些剧目，也是欣赏自己的生活，况且大部分剧目中的帝王将相角色、心态语言都是平民化的。